常青

现代社会对历史建筑价值的认知，直接肇始于 18—19 世纪欧洲的启蒙现代性 (modernity，以下简称现代性 )。 当人类开始走出前工业文明，奔向希冀万事合理、日新月异的工业文明时，在如何处置旧时代的躯壳——历史 建筑或历史空间 (monument, historic place)，也即今日所称“建筑遗产”的态度和方式上，触发了持续百年的 进化论战。正是这一论战，推动了保护观念和方法的进步，逐渐形成了普世认同的价值取向和行动准则。

现代性的要旨之一，是普遍地追求以工具理性为基础的，物质意义上的合理进化途径。以此为由，建筑的 新陈代谢似乎天经地义，不合今用的旧建筑就该为新建筑所取代，此即建筑现代性的实质。譬如 19 世纪中叶“奥 斯曼计划”对旧巴黎城的大规模改造，为当时政治和社会的情势所迫，将一半以上中世纪以来的旧街区和故旧 建筑拆除殆尽。犹如半个多世纪前发生在这里的法国大革命，建筑现代性在此时此地的城市改造中表现得同样 激进。然而正是这一剧烈的城市改造运动，反倒唤醒了价值理性——对历史建筑的留恋和价值思考，导致对建 筑现代性的顽强抵抗，并催生了欧洲 19 世纪后期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建筑保护法。从此，大拆大建再难畅行无阻， 保护意识渐次深入人心。

百年之后 , 中国也宿命般地再现了这一历史演化进程，各地在城市化和旧区改造中同样毁弃了太多的历史 空间。耐人寻味的是，巴黎的大部分历史空间，不过是奥斯曼计划改造后的新古典景观，几乎可以说是工业时 代早期的产物，保护和利用相对容易。相较之下，中国城乡历史空间的主体却是农耕文明的形态，在物质现代 性的摧枯拉朽面前就脆弱得多了，以致不少情形下，保护难，何止难于上青天!三十年来，中国城市化和旧城 改造的成就空前绝后，惊世骇俗，但教训深刻的代价和损失却也覆水难收。这显然已不仅仅是历史空间的去留 问题，而是同时表明，我们已经或正在失去与之密切相关的文化多样性，也即赖特大师 (F. L. Wright) 曾经描 述过的，使居者能有“此地人”感觉 (native feeling) 的那些本土环境特征和身份认同。“载体”将尽，“乡愁” 何堪!不得不发问的是，在空前规模的城乡改造之后，我们的社会系统还能有把握地留住多少那样的历史馈赠， 又能自信于在新的建成环境中含有几分的“本土化”，留给未来几多的文化遗产?这分明也考验着一个社会“软 实力”和文化底气的强弱。

世纪之交以来，全球化和城市化的扩展更为迅猛，物质现代性正以更快的速度消解着地域文化的差异，销 蚀着濒危历史空间的生存。与此相伴随，本土化和遗产保护的观念也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布，并日益为中国社 会各阶层所普遍接受。一个比较乐观的迹象是，在中国城乡改造浪潮中，保护意识近年来似乎已作为主流价值 观的一部分，登上了社会公义的高地。不仅如此，人们也逐渐认识到，对绝大多数在现实生活中持续使用着的 历史空间而言，保护不是要阻碍进化，而是要管控变化;保护不但要“存”，还得要“续”。“存”是“存真”， 即保存真实的历史载体 (authenticity);“续”是“接续”，即加入恰当的新元素，对保护之于“再生”进行必要 的空间补偿 (addition)。而“再生”，即“适应性再利用”，是以存续为基础的历史空间“活化”。因此，保 护并非一件孤立的事体，而应纳入所在地区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格局。

自朱启钤发起成立中国营造学社算起，中国的建筑遗产研究已历时 80 余载，其成果为学科巨擘梁思成和 刘敦桢开创的中国建筑史学科体系所涵盖，奠定了历史空间保存和修缮的学术基础。然而，当时研究的目的既 是出于文献与实物史料的整理、鉴定、编年等治史的需要，更是为了满足表达民族国家理念及其建筑象征的政 治诉求，以致成了数十年来建筑界有关传统与现代风格之争的思想根源。由此，对历史空间深层价值及其新旧 存续关系的认知水平，在很长时期内反而没有得到应有的提升。

从整体上看，以当代的文化遗产价值认知理论、研究范式及保护方法，对各类历史空间进行更具现实及未 来意义的学术探索和工程实验，在中国还只是刚刚起步，正与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在互动交流中向前迈进。 不言而喻，这一领域迫切需要一个共享的跨学科交流平台。于是，在国内外相关方面的关注和支持下，经过八 载筹备，中国该领域第一本大型综合性双语专业期刊《建筑遗产》的创刊号终于正式问世，可说是应运而生， 意义非凡。本刊将以瞻前顾后的辩证史观和全球在地的视野视点 , 全面展现学科前沿的理论与实践成果，为提 升该领域的整体专业水准，增强全社会的文化遗产保护观念 , 推进中国城乡可持续发展与文化资源整合利用做 出应有的贡献。